4月4日的时候，我终于乘上了回国的飞机，经历了一系列防疫检验流程，终于在上海落地开始隔离生活。回想起去年9月，我刚刚来到巴黎，这些日子快得像梦境一样。一些一直困扰着我的事情在现在原形毕露，几乎到了无法招架的地步，我一边讨厌自己，一边讨厌着讨厌自己的这个自己来，以至于现在的叙述也都是零散而破碎的，无体系不文学化的琐碎表达。
我必须要承认的是，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其实并不会这么糟。我还是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抱有一定的自信，时至今日我也觉得我在巴黎的日子并没有感受到无可忍受的孤独。我的情绪从未决堤，至少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如此固执的认为。一直到三月末尾我才第一次萌生一点点的动摇，关于我远渡重洋究竟是否值得，在大多数人的犹疑当中，这样转瞬即逝的负面情绪显得不值一提。
另外一名从国内大学到索邦交换的同学同样被文学系的教学折磨着，去年的冬天她告诉我：我真的好想自杀，我每天都想着发生什么意外。我毫不共情，一针见血地揭穿她：你不是想死，你只是想逃避而已，你不想这么活。是呀，来交换是她自己选的，出国也是我自己选的，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。我甚至在心中嗤之以鼻，我当然知道孤身在外的痛苦，而她甚至在巴黎还有恋人比我更不寂寞。面对自己的选择无法承担责任， 人的生命怎么可以如此轻慢地被对待呢。
我对她如此鲁莽地想要死亡感到讶异，事实上整个青春期我都在通过自己和身边的人审视死亡。所以无论再无路可走的处境，我都不愿意往死亡去想，因为叔本华说真正可以被认可的自杀手段唯有绝食而已。轻慢而鲁莽的逃避只能显露自己冲动而不理智。
这一年究竟带给我什么，如果没有疫病的话一切真的会好很多。从9月23日到巴黎开始，我真正出门透气只有三次，其余全都是迫不得已的上课和采买，活动范围不会超过500米为半径的圆。为了减少被感染的风险，我一次会买足一个月的肉，然后两到三周都不出门，躲在这个10平方米连厕所都没有的小阁楼里，日复一日地封闭着，这么过了半年。
我想任何人长时间过着这样的生活都或多或少会出问题的，去年的冬天巴黎下了雪，如果要出门还需要一副沉重的武装防疫。那个时候我连出门倒垃圾都做不到，感觉走出房间一步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。并且离开房间去走廊的卫生间都有了心理障碍。但是一直到那个时候，我都还是不承认自己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，我仍然觉得自己可以抵御。
我的消费降到了最低，在超市买食物也要比来比去，已经没有办法用消费犒劳反馈自己。所有的餐厅全部关门，再加上防疫的问题，到了巴黎之后我才开始学做饭，每一顿都要认认真真做给自己。没有外卖的生活里，不自己做饭就只能挨饿。在此之前我恐怕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，我几乎一年没有买衣服也没有化妆。放在从前我可是双十一单单省钱都能省掉一千多的人，不化妆绝不出门。
去年十一月的时候，我听到新邮件的提示音也会痛苦不堪，到如今看到索邦的校徽会心头揪紧。三月底的破防是因为，学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有好几科中期考试不及格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一天在网上搜索"成绩焦虑"，在我之前的人生当中，这个词好像从来没有和我发生过实际联系。
我意识到法国的文学研究究竟多么严格，commentaire写作的格式精确到每句话的程度。而这些，我的同学们早已经在高中就练得纯熟，我才刚刚入门。那些挂了科的文论是因为我无法跨越过去的文化鸿沟，一些我并不知道的法国文化思维定式，如果不按照章法进行，一切的展开都变得毫无意义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于是我开始自我怀疑我究竟能否像真正的法国人一样写作，即使能做到，也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我对这一门语言的灵性永远赶不上母语者，而我不去耕耘自己如此深爱的中文，却在异国他乡舍近求远、南辕北辙。
我没有朋友、没有恋人、没有家人。大半年来以一种难以想象的低消费维持着生活，一边写着暗潮，一边在网上给大家授课，一个人蜗居在十平米的小阁楼闭门不出。我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，也已经很久没有和活人面对面地聊天了。除此之外我在工作，我每个月挣的钱要能够覆盖巴黎高昂的房租和伙食费。虽然我做到了，但始终无法和国内的旧友们比逍遥。有的时候我想我还有写作，我在想关于文学，我究竟最需要的是创作还是研究。然而当研究受挫的时候，我又回想起创作，我的创作越来越没有人看了，这仅存的一点心理安慰也摇摇欲坠。
即使我深谙赫尔曼·黑塞的智慧，但真正遇到令自己一筹莫展的事情时，还是觉得过去的自己天真而浪漫。最大的问题在于我鄙视自己的痛苦。我从心底深处觉得这一切都不值一提，或者不应该成为我的阻碍。在大学之前我的痛苦是如今的几十倍不止，所以面对这些情况无能为力又软弱的自己，也让我几欲呕吐。
我曾经鄙视那些软弱的贪图享乐的同学，她们软体动物一样的嘴脸至今仍让我觉得无法忍受，我最不愿变成如此。但是当我抱怨的时候，我也在厌恶着自己，我知道我只是懒惰以至于无法凝聚自己的力量。和高中时期的我比起来，我已经差得太远。或许我只是想听听有人对我说，你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